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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蛋壳公寓暴雷之后,看到有人谈起在北京租房的经历

网友推荐的空间 作者:网友推荐 [我的文集]   在会员中心“我的主页”查看我的最新动态   我要投稿
来源:美文精选网 时间:2020-12-09 11:46 阅读:次    作品点评
本国的移民劳动力
 
原创 维舟 
 
 
在蛋壳公寓暴雷之后,看到有人谈起在北京租房的经历,波折、辛酸和庆幸之余,末了的感慨是:
资本市场根本没给年轻人选择的余地。 
是不是会被骗钱背上贷款、是不是会大冷天里流落街头、是不是会租到甲醛房、是不是会拿着高价也租不到合适的房子,根本不是他们自己能决定的。 
垄断之下,我们能依赖的,居然就只有运气。 
遵纪守法普普通通地活着也能活成俄罗斯轮盘赌,就尼玛离谱。
最后这一句,其实和以前老百姓“交皇粮”的心态如出一辙,这里面隐含着中国社会由来已久的强烈伦理期待: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了,为什么好人没有好报?
 
以前,中国人寄望于那个道德的“天”能主持人世的正义,相信做坏事是要“天打雷劈”的,但一如尼采在19世纪末喊出“上帝死了”一样,中国那个道德的“天”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也早已死了。
 
如今,“遵纪守法”其实是你和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,你期待着自己这样做时,理应得到应有的“好报”,但最终却落空了,导致了严重的内心幻灭。人们发现,资本不按照这个默认的游戏规则来。虽然这很容易指向资本和垄断,但实际上,这一现实也意味着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,确保监管到位,来满足这一伦理期待。
 
 
 
当然,更进一步说,在一个法治国家内,遵纪守法得到的回报也只是一个“低限度标准”(你可以不受干扰地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),但不保证个人幸福生活。只不过国内的问题是,常常连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也得不到——例如你下班时忽然发现自己无家可归了。
 
市场毫无疑问会有波动,蛋壳这次据说也是因为疫情之下资金链断裂了——无论是不是如此,类似的风险总归永远有可能存在。但就像《新周刊》日前的相关报道中所说的,“蛋壳的商业模式出了问题,受害的人原本不该是这群撑起这座城市不停运转的年轻人。”
 
凭直觉就能让我们知道,这里面有问题,但究竟是什么问题,就不容易说清楚了。在我看来,这是一个在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症结:每次出事,代价和痛苦都由最弱势的人承担。
 
不仅如此,这些“雷”往往都是最后一刻才爆出。像这样突然出事,说到底往往是因为前期监管不力,有问题的组织遂能尽力掩盖,直至事情再也盖不住,此时留给人们的选择已经很少、时间又太急迫。就此而言,人们的弱势本身就是其所承担痛苦的根源:正因为你弱势,所以在前期就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压力,迫使组织认识到必须履行约定,而一旦出事又能让你来承受。
 
在这一意义上,如果要让弱势群体不被市场伤害到,就需要有一个法治秩序在保障市场运作的同时,捍卫个体权利。然而,在国内的现实中,这常常意味着召唤国家积极主动干预市场运作,维护公平与秩序。反过来说,由此正可以看出,当下中国更在意的其实不是个体权利,而是优先推动经济发展。
 
 
 
近三四十年来,城市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,一代代的年轻人从乡村、小镇涌入城市,在那里寻找实现自我的机会。其结果是造成了眼花缭乱的人口流动,其规模之大堪称世界第一,也造就了中国突飞猛进的城市化进程——1982年还有79.5%的中国人住在乡村,到2011年就已低于一半,相当于每年有1%的中国人变成城里人。
 
2003年,麦子曾有一篇《我花了十八年时间,才与你坐在一起喝咖啡》,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共鸣。讽刺的是,国内大城市的房价也差不多正是从那时开始一路上涨,以至于他当时描绘的辛酸,仿佛倒成了值得庆幸的成功——因为仅仅高房价这一条,就使得如今的年轻人要想进城留下,都变得比那时更难了,甚至十八年都未必够。
 
我自己也曾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租房生活,大学毕业后的第一年就搬了六次家——实际上那很难说是“家”,只不过是一个下班后有个能回去睡觉的地方。也因此,虽然那时在外地同学眼里我是“上海人”,但我自己内心却并不这么认为——我真正的“家”在远郊的崇明岛上。对上海的认同感,是真正有了自己的家、住了多年后才慢慢产生的。
 
尽管如此,当时我们这一代至少还能通过自己努力做到这些,但不必讳言,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压力,他们也许更难对客居的城市产生认同感,因为现实很清楚地迫使他们意识到,自己很难留下来。
 
 
 
他们就像是生活在自己国土上的移民劳动力:虽然国内的大城市这些年激烈地争夺人才,但那看起来就像是发达国家欢迎有资金、有技术的高端移民,至于那些低端的移民劳动力,可以过来,但不能留下。
 
战后西德由于经济繁荣,出现了劳动力短缺,吸引了大量土耳其移民,但德国人既需要这些劳动力,却又希望他们“最终还会自愿回到自己国家”(1977年联邦委员会报告)。在日本也是如此,通过“研修生”的名义大量使用外国廉价劳动力,同时又不必像本国人一样向他们支付福利,更不必接纳他们留下。这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,如今国内大城市对涌入进来寻找机会的“小镇青年”的态度与之十分相似。
 
这并不是偶然的。甚至可以说,中国的做法历来就是如此。只不过以前是农民工,现在是对小镇青年:光鲜亮丽的城市需要这些劳动力,但在户口制度的束缚下,他们却不能和城里人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,有时不得不长期和子女分离,因为农民工子弟不能在城里上学。
 
只不过,如果说以前是政策因素(尤其是户籍制度),现在则在呼吁废除户口多年后,反倒又新增了市场因素:房价太高、生活成本也高、缺乏工作机会,甚至租房都可能暴雷,难有落脚点。如果你哀叹“长安居,大不易”,那这就对了,因为这样你才会自愿回自己老家去。这样的政策着眼点,并不是确保每位国民都享有同等的福利保障,而是假定资源稀缺的前提下,优先保障一部分人的特权。
 
对一个至今激烈排斥移民的社会来说,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,也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。但它终究是会改变的,这些城市早晚会意识到,自己需要这些年轻人,恐怕多过这些年轻人需要自己。保障他们的权利与梦想,不仅出于公平正义,也符合自身的需要与利益——欧美的许多发达国家,也正是这样一点点变成移民国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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